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物价指数显示，全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七月份同比增长5.6%，达到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于是一时间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街头巷尾，关于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各种信息不绝于耳。事实上，历史上月度CPI值呈现5.6%的增长率就近来看仅在1997年2月份出现过，从1997年2月至今，月度CPI增长率高过4%的月度也只有2004年的5—10月六个月。由于CPI是反映居民实际生活中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水平，因此CPI值的上涨意味着居民需要花费更多的钱享受原有价格水平下同样的消费。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将通货膨胀水平设定为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目标，其中用作描述通货膨胀的指标即最常选用CPI指标和核心CPI指标，如新西兰货币政策设定的目标为CPI在0-3%，加拿大、瑞典等国家设定为核心CPI在1-3%，其原因即在于CPI是与社会福利最贴近的物价指数。CPI值3%的增长率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作为CPI值增长的境界线，同时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所经常采用的境界线。
事实上，CPI值上涨只代表居民消费品加权意义上的上涨，CPI指标并非测度物价水平的唯一指标。以我国为例，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物价指标就有8种，其中综合类指标就有两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另外6种物价指标，笔者将其简单分为三种：农业类物价指数，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物价指数和农产品生产物价指数；工业类物价指数，包括工业品出厂物价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物价指数；投资类物价指数，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物价指数和房地产物价指数。
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澄清下通货膨胀的内涵，以及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对当前物价上涨的实际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我国早年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来源于前苏联，前苏联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是资产阶级政府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当货币发行过多，造成流通阻塞，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货膨胀才出现”，即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金属货币流通下货币的必要量。改革开放以后，学者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大致集中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之间内涵关系的论述，部分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仅指“由于流通中货币过多并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非常困难的，过多的货币供给往往是其他因素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因此主张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两个概念等同使用。目前我国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已基本达到统一，即“一段时期内，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水平持续地、全面地上涨的经济现象”。
由此可见，CPI值上涨只是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而并非物价全面上涨的反映，即并不能将CPI增长水平简单理解为我国通货膨胀的真实水平。举例为证，与CPI（六月份同比增长4.4%，七月份同比5.6%的上涨率）和RPI（六月份同比增长3.2%，七月份同比增长4.4%）增长趋势相反，我国工业类物价指数的增长水平却呈现下降趋势，如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4—7月份分别为102.9%、102.8%、102.49%和102.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物价指数4—7月份分别为103.7%、103.6%、103.39和103.57%。而据统计我国1-6月份核心CPI（即剔除食品因素之后的CPI）的增长水平仅为0.9%。（在此暂不论CPI与核心CPI的统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剔除食品因素计算核心CPI值，是因为食品类诸多商品的价格波动性较大，且易受偶发性因素、周期性如季节因素等的干扰。CPI的统计中食品类主要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和鲜菜。以此次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一方面是周期性的因素，由于去年6月份以前生猪一直亏本经营，不少小规模养殖场（户）淘汰母猪压缩存栏甚至放弃养猪，导致我国今年处于猪肉供给的低谷期；另一方面是由偶发性因素所致，即去年大规模发生的生猪疫情，去年7月以来，江西、湖南、江苏、湖北、安徽、浙江、河南等生猪生产主产区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当时俗称猪无名高热症）疫情，引起生猪特别是中、小猪发病死亡，母猪流产，造成全国性生猪饲养量下降。食品中其它构成部分也多具有季节性波动等特征。季节性的、偶发性的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并不能反映物价的中长期的运行趋势，例如水产品冬季时的价格通常会降低很多，粮食价格在收获季节会有所降低，只是暂时性的现象，并不能代表此时物价水平在降低。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目前上海的猪肉价格（7月份同比增长53.7%）、蔬菜价格（7月份同比增长20.7%）飙涨，但并非意味着当前通胀形势如此严重。
